《12/14 TIA名人講堂》心得分享

發布時間 | 2024/12/25 12:32
作者 | TIA 台灣勵志協會執行長 賴榮偉博士

講者:陳翠蓮(台大歷史系教授)

題目:戰後台灣政治發展中的美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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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探戰後台灣政治發展中的美國因素,這是吾等自由民主時代的學術研究責任;再者,釐清歷史事實以及台灣的國際處境;最後,作為政治共同體自我認識的基礎。」


12月份的第二個週末,TIA會場迎來陳翠蓮教授一場深具翻轉意義的台灣主體認識論。權力需要知識,知識建構權力。解構統治者的權力與知識體系,台灣的自主與獨立方不是口號。


台灣勵志協會很榮幸邀請重量級的史學大師陳翠蓮教授進行一場「戰後台灣政治發展中的美國因素」的精彩講座。


陳翠蓮,台灣大學政治學博士,現為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曾任《自立晚報》記者,淡江大學、政治大學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日治時期台灣政治史、戰後台灣政治史,關心台灣民主深化與轉型正義課題。


著作等身的她,作品有《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1920-1950》、《百年追求卷一自治的夢想》、《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台灣》、《重探戰後台灣政治史:美國、國民黨政府與台灣社會的三方角力》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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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探二次大戰後台灣政治發展中的美國因素,陳教授著眼於「台灣社會力」這個面向。換言之,有別於台美中三角關係的「牛頓主義」設定,陳教授在台灣這一方細心梳理國民黨政權以及台灣社會力的差異。這其實是陳教授在學術界的真知灼見。此等學術貢獻有益於台灣主體的話語權建構的實務。


國家從非鐵板一塊,面對國民黨的黨國統治,台灣人的社會力有著「本土化」的獨立建國以及「政治自由化」的民主訴求。對台灣社會力的解讀,一直是戰後美國對台政策理性抉擇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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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美國的對台政策考量,大致如下:


其一,台灣的生存是美國第一島鏈的戰略安全利益。冷戰結構下,圍堵共產集團影響力至關重要。其二,歷經「二二八屠殺」以及國共內戰失敗,蔣介石政權不被台灣人所認同,國際社會也不予以信任。


其三,面對治台無正當性的國民黨政權,台灣社會是否被中共「有機可趁」?美國對國民黨政權的支持是否有效且正當性?其四,美國雖是超強,但仍必須顧慮亞太、歐洲盟友的觀感。帝國主義、獨裁KMT政權以及台灣人的處境,都是國際社會的解讀。


這四點因素相互牽連。美國對台政策鑲嵌著權力、利益與價值等縱橫交錯的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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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台灣地位,二次大戰後的美國其實已打算揚棄《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宣言》。台灣人的自治、透過聯合國機制都是美國的選項。只不過,彼時台灣獨立運動的不成熟以及聯合國各國的意願、能力均讓此等方案不可行。


從「杜勒斯—莫里森協議」、《舊金山合約》以及《中日合約》等,實質上已經廢棄《開羅宣言》。換言之,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取而代之的是「住民自決原則」。


針對廢棄《開羅宣言》的發展,主張「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蔣介石政權並非不知悉。此等實踐也是蔣介石政權權衡與同意下的結果。一如1970年代聯合國2758號決議文的產出前,蔣介石政權其實也同意美國的「雙重代表權」。


現實主義者有謂,小國與大國的結盟乃以前者的自主交換後者的保護(安全)。以此論述觀之蔣家政權,顯然化約。同意「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也是彼時國民黨政權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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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家政權的自主性更是遊走於美國壓力以及台灣社會抵抗之間,目的無非維繫黨國生存。蔣介石的威權基礎工程包括黨的改造、軍隊整頓以及情報重整,其任用吳國楨與孫立人、舉辦地方選舉以及土地改革,不僅應付美國壓力更在於有策略地化消台灣社會的抵抗。


只不過,不論蔣介石還是蔣經國,其提高台灣人政治參與的改革,一直只是工具式維繫政權的存在。他們不樂見台灣人的主體意識與權力的提升。兩蔣日記中可見書寫對台籍菁英的不信任以及痛恨台灣內部的政治異議人士。兩蔣也總在有限改革後對政治異議人士進行「大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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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籍的官校生為何主張台獨呢?」「1970年的『泰源行動』是台獨政治犯的占領監獄事件。」層出不窮的台獨案件,體現台灣人抵抗獨裁政府的決心。


「1980年代的林宅血案,其實很震撼我。在當時黨國嚴密的監控下,竟然有人能在情治機關眼皮底下進入要犯家中痛下殺手?」


陳教授不諱言,從美國斷交、余登發父子被逮捕、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陳文成案到劉宜良(江南)案等,再再衝擊她原本的教育與學術訓練。解構黨國主導的歷史詮釋也成為她的人生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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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構台灣的民主化必須破除「蔣經國神話」。


太子爺的接班,以延續黨國政權為一念,其「有限本土化」只是工具,對內以獲台灣人認同,對外以博美國在內的國際肯定。但,蔣經國日記中處處可見對黨外人士的痛恨,「中壢事件」被認為奇恥大辱。


「『現代帝王』認為挑戰者背後充滿陰謀詭計,必消滅之而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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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台灣解嚴,但在前一年的3月與4月,蔣經國面對「結束戒嚴」仍數度說出:「不能做,做了會動搖國本的。」即使解嚴,蔣經國的維護黨國布局仍有「舊瓶裝新酒」的《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該法納入戒嚴時期的各種管制。


台灣的民主發展其實與美國的人權關切有關。美國重視台灣人權,又與海外台灣人團體對美國國會的遊說有關。陳文成案促成《索拉茲修正案》。從陳文成案到劉宜良案、李亞蘋案,美國公民一再受到國民黨情治機關危害,美國政府幾乎忍無可忍。1980年代,台灣仰賴美國的軍售;福爾摩沙的民主與人權,也成為美國軍售時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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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王昇是『民主化進程的一顆大石頭』,蔣經國同意與美方聯手移除此一絆腳石。」蔣經國十分清楚美國政府鼓勵台灣民主化、本土化,嚴防他身後軍事強人主政。1981年出任參謀總長的郝柏村,備受美方關注。1985年蔣經國也強調,蔣家人不會繼承總統職位、不會實施軍事統治。


其實,早在1970年代,美國政府就有中華民國「台灣化」的研判:「外省人統治集團逐漸凋零、統治集團子弟大多移民美國、下階層外省人與本省人通婚但第二代無法維持中國認同、台灣人占有人數優勢,不易被同化。」


「『台灣化的政府』最終將傾向台灣獨立。台灣化政府親美情況不會改變。美國政府要做好準備、支持台灣,但也得讓台灣人知道,美國不必然對台灣化的政府提供軍事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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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謝陳翠蓮教授如此振聾發聵的心靈盛宴。


誠如她演講的兩點結論:第一,重新認識過去是為了理解現在、思考未來。曾經出現的歷史機會,台灣人無心或無力表達集體意願;如今面對正在巨變中的國際局勢與新歷史時刻,我們可以從過去獲得什麼啟示?應做好什麼準備?


第二,對台灣民主化的反思是,台灣民主化來自島內外台灣人的努力、有利的國際結構條件以及特殊的歷史機遇。


若從這兩點來看,面對強權的外交關鍵有賴「台灣社會力的茁壯」。


其實,從陳老師的書中還可發現,曾兩度派駐台北的歐斯本(David L. Osbom)影響美國對台政策深遠。他有「台灣通」之稱謂。另外,韓國的政局情勢,牽動台灣獨立與民主的發展。


最後,我以Hannah Arendt的話語作為結尾:「極權統治的理想對象,乃不再有能力辨別事實與虛構、真與假的人。」中共與在台代理人、協力者慣以《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與聯合國2758號決議文進行認知作戰。如前述,台灣社會力對於歷史的話語權的掌握是關鍵。


賴榮偉 博士

TIA台灣勵志協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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