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者:蔡榮聰醫師
題目:烏克蘭啟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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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趟任務,除了星期日,我都在利維市立總醫院工作,該院約有850張床位,有大量因地雷、炸彈爆炸而受傷的士兵。病人情況令人心碎。」
「他們的犧牲在我們心中燃起火焰,促使我們不懈地支持。當我離開烏國時,我將帶著這些人的面孔與聽到的故事。」
一月份的第三個週末,TIA台灣勵志協會很榮幸邀請蔡榮聰醫師進行一場「烏克蘭啟示錄」的精彩講座。
蔡榮聰,中國醫藥學院醫學士,獲美國外科醫學院院士資格。經歷有新澤西州羅伯特伍德.強森大學醫院的普通及血管外科主任、西東大學醫院任外科臨床副教授。著作等身的他,在2019年獲國會Dream Maker Award,為該項殊榮的唯一台灣人。
他曾是北美台灣人醫 師協會會長,現為全球健康發展基金會榮譽會員,於2003年,創辦「大紐約地區台灣海外筆會」。在2023年,蔡醫師號召台美兩國有志醫師組成義工團,赴烏克蘭進行醫療救援。時任立法院長游錫堃大讚「台灣精神」,聯電創辦人曹興誠亦力挺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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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蔡醫師而言,台灣的和平在「屈辱投降」以及「頭破血流」之外還有第三條路。
「我們與烏克蘭站在一起。烏國若勝,習近平必定不敢犯台。團結必帶來台海和平。」
蔡醫師的2023年烏克蘭義診團有三個目標:第一,完成義診的人道救援活動。第二,建立友誼,做好國民外交。第三,平安歸來。
「我們在組義診團時,有三十多位。大家都很興奮。不過,隨著烏克蘭的戰火升級,參與情況有了變化。」
「我曾經接到電話:『蔡醫師,他是我家的長期飯票,你要保證他的安全。』」「另一通電話是:『蔡醫師,我不能參與。我太太威脅要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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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了烏克蘭北部省會人口僅卅萬的城市利維夫的土地,市長維克多.沙基里佐恩(Viktor Shakirzyon)以及兩家電視台歡迎台美義診團的到來。
「烏克蘭電視台的新聞真的響徹“Taiwan Can Help"。」
台美義診團在當地設立行動醫療站,處理內容包括腸胃肝膽內科、呼吸道內科、耳鼻喉科、皮膚科、針灸推拿、衛生教育等。義診團同基督教醫療協會團隊合作,與當地醫院同仁共同會診,一起分享台灣經驗。
「和戰爭相關的病例有三:其一,先生陣亡,引起太太頭痛、焦慮、睡不著;其二,在前線打仗,受傷;其三,病例三:兒子去當兵,母親心裡覺得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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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蔡醫師而言,他見證烏克蘭人民的勇氣。義診團的每一位,目睹百姓對國家的忠誠以及對子孫未來的關切。
「有一位因嚴重污染造成的複雜的踝關節病例,我建議膝下截肢以加快康復。但受傷的士兵,渴望康復後重返戰場。醫院的牆上掛著藍黃相間的旗幟,上面簽滿戰友名字。這是他們力量的源泉。」
「藍黃色在城市隨處可見,無論走到哪裡,都會看到它們鼓舞人心,讓你想戰鬥保護這個國家。」
「在利維夫,我遇到瑪麗亞(Maria),她眼裡有千言萬語,她的胞弟為保衛祖國而犧牲。我也遇到來自尼古拉耶夫的卡特琳娜(Kateryna),她父親是名上尉,失蹤超過一年半,被關押在莫斯科附近的監獄。為了再見父親,她成了最年輕的戰俘活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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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美義診團的努力,拉近台烏兩國的心靈距離。福爾摩沙的軟實力,當然也感動歐洲友人。
「立陶宛是歐洲第一個以『台灣掛名』並與台灣交往的國家。面對因戰爭而受損的醫護能量,我們更一同討論台灣和立陶宛兩國如何分工合作來進一步支援烏克蘭的復健。」
蔡醫師強調,「我深刻的認識到,烏克蘭的戰爭是所有人的戰爭。我們不能視而不見,要站在一起,提供永續的支持,才可確保烏克蘭人民的犧牲不會白費,自由世界也將繼續成為希望和正義的燈塔。」
「我希望,有更多的義診醫療團繼續接棒前往。」「台灣要與烏克蘭加強聯繫管道、建立交流平台。藥品的項目一定要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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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謝蔡榮聰醫師如此專業與動人的戰地生命故事。
義診團的所做所為是一種人道救援的國民外交工作,具體呈現“Taiwan Can Help "。我援以物理學者也是國際政治學大師溫特(Alexander Wendt)的論述,「危難時的幫忙」就是彼此深厚友誼的建構途徑。台灣傳遞給國際社會的解讀是一種「我群意識」:We belong together。這自然有益於建立和平、鞏固和平。
不僅於此。烏克蘭還有啟示。我以克勞塞維茨、邱吉爾、鄂蘭、梭羅與桑德爾的話語作為結尾。
戰爭學大師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強調,「戰爭從來不是一個孤立的行動。」「如果我們對戰爭感到意外,代表我們以自己的角度在看情勢。」
面對眼前的烏俄戰爭,「若西方與全世界在 2014年時便堅決反對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我們會面臨今天的局面嗎?」
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反思二次大戰,認為英法美三國在一戰後太專注於國內事務。政治人物忙著一場又一場的選舉,但是「來自渴望安全而採取的中間路線,以及平靜的生活,直接導向災難的靶心。」
在德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時,邱吉爾疾呼:「受威脅的不只是捷克斯洛伐克,而是所有的自由民主國家。以為丟一個小國給狼群就能得到安全保障,這是致命的幻想。」就如同克勞塞維茨的警語:「吾人根據國際法評估對方,但對方的坦克正在入侵別的國家領土。」
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猶太人的哲學家鄂蘭(Hannah Arendt)強調,「極權主義的統治理想對象乃沒能力分辨事實與虛構的人。」「它的邪惡在於,極權主義者所要占據的領土是『大腦』。」面對極權主義,許多國家犯的錯誤就是以為「他們正在和一個正常的國家打交道」。
橫跨兩世紀的智慧就擺在眼前:「我們的對手不是正常的競爭者,是想推翻全球和平與民主的敵人。中共正利用藍白『以台治台』,併吞台灣。」莫忘克勞塞維茨的一語:「在戰爭的背後,若國人沒團結在一起,士兵們會知道並且無法全心全意投入軍事行動。」
所以,美國哲學家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提到:「根除社會的錯誤或許不是任何人的責任,但至少人民不應該知情而成為社會錯誤的一分子。」
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更認為,「在界定公共問題,假裝保有一種不可能達到的中立,只會導致貧乏的公民生活論述。」這位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強調,「以價值中立來迴避政治,可能只是虛假的尊重。此等只是壓抑道德歧見,而非真的避開歧見,更易引發反彈與怨恨。」而「扛著自由主義旗幟不敢涉足之處,極端主義者就會趁虛而入、張牙舞爪。」
賴榮偉 博士
TIA台灣勵志協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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