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者:張宏林(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執行長)
題目:從國會到地方議會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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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投票後才開始。」
台灣勵志協會非常榮幸邀請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執行長張宏林進行「從國會到地方議會監督」的精彩講座。
張宏林,台大國發所碩士,現為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執行長、綠色和平電台節目理事。
自1999年投入非營利組織工作,迄今已26年。曾擔任過荒野保護協會秘書長、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秘書長、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秘書長。目前除了擔任多個公益團體主要職務,同時主持廣播與網路論壇節目,長期投入第三部門研究與政治改革,致力於社會倡議和提升公民關心公共事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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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想過台灣哪一群人參與政治最積極?」張宏林的答案,有著警世的幽默:「黑道。」
所以,今日其實是一堂全民必修的民主素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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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正常國會,就沒有正常國家。」
這一句話,揭櫫國會在民主政治的意義。成熟民主的指標,常見合法性、功能性、問責、法治等;若本應彰顯人民主權的國會,功能不彰,法秩序崩毀,無法問責與保障人權,人民會對制度失去信任,民主將倒退。
問題是,台灣的國會如今就是「不正常」。這是2025年公民社會發動「大罷免」的原因。
Kenneth Arrow提出「資訊不對稱」的經濟學論點。若以此檢視國會,立法院的「不正常」,就是「有程序,無審議」。人民以為自己「看見」立法院,但真正的決策過程,卻無法被識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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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設計,雖有資訊透明的要求,如法案三讀、旁聽、委員會直播等;但實際上,民主決策的關鍵資訊,卻藏在不透明的運作氛圍裡。黨團協商的紀錄不足,法案內容在密室形成,委員會逐條討論甚至被跳過,政策影響評估不是不公開就是無。
這是典型的「資訊不對稱」。民主制度,資訊天秤已失衡。國會資訊的碎片化、不透明、不易理解,公民已無法做出成熟的政治判斷:法案對社會是否有利?立委在法案中是替私人背書還是致力公共利益?
密室協商有著「錢權交易」,預算被刪或被凍結的真相是「境外敵對勢力」的設計。資訊已被壟斷於有私心的立委、黨團、政黨、財團、利益團體以及「敵對勢力」的共犯結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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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與民意代表的關係,變成政治學界常言的「委託—代理者」(principal-agent)問題。
公民是委託者,立委、議員是代理人。然而,民間的聲音進不了國會;另一方面,在資訊不足的情況下,公民也無法有效問責失格的「代理人」。
過去兩年,台灣國會的藍白亂象,從黨團協商凌駕委員會、表決程序粗暴、預算審查倉促、違憲擴權等,正充分說明:不以公共利益增進為依歸的代理人,追求自身利益、政黨利益,而非公民社會的專業建議。媒體有收視偏好,立委問政的激勵偏向「表演政治」,追求聲量卻非理性問政。
人民以為自己委託了代表,民意代表卻成為真正的權力中心。這就是「不正常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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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2025年的大罷免,公民團體選擇「發聲」。
Albert O. Hirschman在1970年便指出,公民面對制度失靈時有三種回應:退出(冷漠、不參與)、發聲(抗議、抵抗、要求改革)、忠誠(沉默、接受)。
大罷免,就是一種公民團體的「發聲」,回應制度失靈的「民主防禦」與「民主自我修復」。
無法罷免失格立委的結果,就是長期資訊不對稱所引發的「後座力」:人民無法取得足夠資訊,做出理性評估。公民多半只能接觸到媒體的碎片化資訊與不完整的問政內容,甚至受到政黨敘事框架的制約。失格立委的行為資訊處於「不可見」,自然難以被罷免「問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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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罷免後,民主的下一步?
首先,台灣人民用血與淚喚來的民主,當然不能死亡。Steven Levitsky 與 Daniel Ziblatt 在2018年便指出,民主的崩解並非一旦一夕,徵兆往往包括程序被濫用、制度被掏空、問責機制失效,以及公民信任下降等。
立法院的「不正常」,似乎符合部分徵兆。
面對「資訊不對稱」,一如前述的Albert O. Hirschman所云,公民須「發聲」。
Margaret E. Keck與Kathryn Sikkink的「倡議網絡」觀點,可以作為所有公民團體的行動指引,策略包括資訊政治、象徵政治、槓桿政治與問責政治。公民監督國會聯盟與張執行長,正努力耕耘著。
作為資訊節點,公督盟建立起立委評鑑系統與開放資料平台,記錄民代行為的政治足跡,並公開發布。立院內部的資訊,進一步轉化為可理解的公民語言,削弱民代的資訊壟斷。
在象徵政治層面,「優秀立委」成為強烈的公共符號,形塑社會聲譽與懲罰壓力。評鑑的公布與媒體的報導,立委與政黨直接面對選舉與形象風險。公民團體藉「社會評價」發揮槓桿效應,強化公民的日常問責意識。公督盟努力建立長期可驗證、可追蹤的問責程序,以民間「他律」補足國會內部監督的不足的缺陷,體現問責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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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謝張宏林執行長如此專業又動人的心靈盛宴。
我以相關政治學理分析他的演講課題,所書寫者包括我對大罷免以及台灣民主發展的期許。
「議員該不該跑紅白帖?不跑可以當選嗎?」
演講中的這句話,令我聯想到Robert Putnam的觀點。這其實是台灣基層社會的「連結型社會資本」型態。
Robert Putnam研究過義大利的南北差異與美國的公民治理。所謂的「連結型的社會資本」,高度重視人情綁樁,從派系、宮廟到宗親不等,小圈圈利益勝於一切,社群的溝通封閉且排他,缺乏公共意識連結。議會政治,成為地方派系政治與家族政治。民意代表以服務性業務取代理性問政。
民主要健全,必須依賴不同於「連結型」的「橋接型社會資本」:不同世代與專業的多元公民團體持續存在且保持活躍,彼此建立起跨社群的網絡連結,公共理性的討論得以提升,互信隨之強化,審議民主也進一步常態化。如此,政治人物無法輕易逃避問責。
民主要「成熟」,在於制度運作能否更透明、資訊是否能被共享,以及公民能否持續發聲
賴榮偉博士
TIA台灣勵志協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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