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者:許宗力博士(台大法律學院名譽教授 、前司法院院長)
題目:談防衛性民主—檢視台灣的民主自我防衛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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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會是末世的德國威瑪?還是就如1938年的奧地利,總理 Kurt Schuschnigg被希特勒施壓,最終喪失國家主權?」
台灣勵志協會非常榮幸邀請台大法律學院名譽教授、前司法院院長許宗力博士,進行一場「談防衛性民主—檢視台灣的民主自我防衛機制」的精彩講座。
許宗力教授,國際知名公法學者,著作等身。從理論到實務,實踐公義社會,推動憲政發展,影響深遠。
德國哥廷根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台大法律系碩士與學士。曾任台大法律學院院長、台灣法學會理事長。
2003年,經總統提名、立法院同意出任司法院大法官,任內做成憲法解釋122件、提出意見書39件,貢獻斐然。2016年至2024年,任司法院院長,領導司法改革與發展。現為台大法律學院名譽教授,學術地位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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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堂人人必修的「現代民主防衛課」。以「防衛性民主」(defensive democracy)概念為核心,梳理學理脈絡與實踐光譜,檢視台灣的憲政設計與當代 的威脅情境,逐步回答一個關鍵課題:民主是否必須以及如何在不自毀其自由本質的前提下,對反民主勢力進行制度性防衛?
為何探討「防衛性民主」?
這並非抽象的憲法學旨趣,更是基於迫切的社會警訊。國科會「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長期追蹤民眾民主價值認同,結果顯示認同「不論任何情況,民主都是最好體制」的比例,已由2020年的過半,下滑至2024年的未及五成。尤其,非執政黨支持者與游離選民的民主體制的認同度,明顯偏低。
這意味著民主社會的「抵抗意志」正在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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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寬容是否有底線?
「防衛性民主」的思想,源於對威瑪共和國崩潰的深刻反省。美籍猶太裔學者 Karl Loewenstein在1937年指出,納粹非以暴力政變摧毀民主,而是熟練地運用民主程序、基本權保障與法治形式,逐步建構「反民主」的權力機器。「民主的寬容,成了自我毀滅的工具。」
「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毫不避諱地說道:『我們進入國會,是為了從民主的武器庫中武裝起來,用它自己的武器對付它自己。我們會在國會中像狼群潛入羊群。並且我們會按照民主的規則,來爭取廢除民主。』」
Karl Loewenstein提出關鍵命題:「民主不能被視為價值中立的程序裝置。」若民主允許任何勢力在不受限制的情況下,利用制度性漏洞終結自由本身,那民主的寬容就不再是一種美德,而是一種政治上的天真。
Karl Popper的「寬容悖論」進一步補充前述的思路:無限的寬容必將導致寬容的消失。「若一個社會對不寬容的人也毫無界限地寬容,最終將導致寬容本身被摧毀。因此,民主社會有權亦義務在某些情況下拒絕對不寬容者的繼續寬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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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思辨,存在不同的見解。
法學家Hans Kelsen認為,民主為保持忠實一致,必須對非暴力者加以容忍,「即使產生民主的自我矛盾與自我廢棄」。「吾人必須忠誠地堅守旗幟,即使船沉了也一樣;船沉入深水之中,仍能帶來希望,因為自由之理想是無法摧毀的,它沉得越深,重燃之生機就越大。」此等觀點反映「程序民主」的理想。
論辯的後設基礎,其實乃兩種不同的民主思路。
一種乃「程序民主、不設防民主」的觀點。民主乃制度安排,競爭者得以爭取選民支持,從而獲取決策權力。它僅提供決策的框架,而不論決策內容。因此,民主本就帶有風險。人民多數如果選擇獨裁,即使葬送民主,亦屬民主的表現。禁止反民主意見的表達,亦可能滑坡成獨裁。意見自由市場的自由競爭,總是優於對不民主聲音的抑制。
另一種則是「實質民主、防衛性民主」的觀點。民主程序本身不是目的,而是為實踐人民自由、平等與政治參與等實質價值而存在的手段。「防衛性民主」縱使存在滑坡成獨裁的風險,但允許「民主的掘墓者」擁有完整的權利與武器,反而對民主所造成的危險更大。
換言之,爭論的實質,不在於是否「支持民主」,而在於「如何理解民主」。民主是被視為「價值中立」的競爭框架,抑或為實現自由、平等與基本權而存在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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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衛性民主」有著四個結構性核心特徵。
其一,價值拘束性。民主非價值中立,而是以「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為不可變更的核心 。
其二,防衛對象是「內部」反民主的極端勢力。重點不在外敵,而在內部勢力利用民主程序摧毀民主。
其三,限制基本權。採取防衛手段(比如解散違憲政黨、限制煽動性言論),將民主敵人排除於民主程序之外 。
其四,預防性:無須等到實害發生,在民主崩毀前的危險階段即可出手。
從比較法學的視野,防衛性民主制度存在一條實踐光譜。
光譜的一端,是以德國為典型的「戰鬥型防衛民主」。基於威瑪的歷史創傷與冷戰前線的地緣政治位置,德國憲法將「自由民主基本秩序」設為不可撼動的核心價值,並配置解散違憲政黨、限制納粹象徵、要求公務員憲法忠誠義務等多層次工具。措施的共同特徵,在於其「預防性」:不必等到具體危害已然發生。
光譜另一端,則是以美國為理想的「純程序民主」。憲法文化高度重視個人主義與言論自由,對極端主義言論採取極度寬容立場,只要未構成「即時不法行為」,就受到保護。即便是納粹遊行或三K黨演說,只要不伴隨直接暴力威脅,政府也不得介入。
兩者之間,存在多種混合模型。「偏積極」或「偏寬容」,民主防衛模型建構不一,反映各國不同的國情。
檢視福爾摩沙的理論實踐,更似「價值宣示強、治理工具有待強化」的狀態。在2025年12月於台大法學院霖澤館舉行的論壇上,許院長曾直言台灣像是「半調子的防衛性民主」。
在憲法層次,台灣已明確採取價值拘束的民主觀。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明定,政黨若危害中華民國之存在或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即屬違憲;司法院釋字第 499號亦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定位為修憲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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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要談大中華可以,但順序上,對自由民主的信仰應該放在最前面。」
只不過,縱然價值宣示,不曖昧;法理的實務操作,卻面臨多重張力。
其一,違憲政黨解散,迄今無任何實例。
其二,言論自由的適用標準。在釋字第445號與第644號中,司法院對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的言論,採取「明白而立即危險」的標準(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test)。此等標準,係司法實務中處理集會遊行案件中所涉反民主言論的主要判準。
其三,公務員的忠誠義務。台灣欠缺如德國般,明確要求公務員認同並致力維護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規定。「范蘭欽事件」僅能依據抽象、概括的《公務員服務法》加以裁處,其規範效力有限。
當代反民主勢力,早已不再依賴政黨奪權或公開政變。長期、跨境、組織化的認知作戰,使傳統防衛工具顯得笨重而遲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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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標準與其適用,實有調整的必要。
數位時代,言論市場結構儼然變遷,演算法形塑同溫層,AI的應用助長假訊息散播。所謂「除非構成明白而立即危險,只要尚有時間,應耐心以更多言論治癒有害言論」的「假設前提」已不復存在,宜修正為「實質迫切危險」的標準。
「防衛性民主」,著重「危 險的預防」。因此,「宜增定相關法律,明定禁止、處罰在媒體、網路散佈鼓吹共產主義、鼓吹專制獨裁、鼓吹戰爭、鼓吹中國武統等等的反民主極端言論。」
針對陸配公開鼓吹武統,「中國軍演武嚇,鼓吹武力犯台,強化戰爭意願,警察法與秩序法等重在危險防禦,不重產生實害的程度;即使不是明白而立即危險,至少也是具體、真實且迫切危險。依許可辦法等,以有危害社會安定之虞為由廢止居留許可,法律適用應無問題。這是防衛性民主的展現。」
在制度的完善上,師法德國,在《國籍法》與《兩岸關係條例》上,應明定「認同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為歸化或設籍的積極要件。
關於公務員的忠誠,修改《公務員服務法》,增列「公務員應認同自由民主基本價值,並予以致力維護」 之規定,如有反自由民主之言行,移送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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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謝台大法律學院名譽教授、前司法院院長許宗力博士如此專業又動人的心靈盛宴。
台灣的民主成就斐然,在2024年全球民主指數中位列亞洲第一 。然而,面對外有中國軍事威脅以及內有紅色滲透的當代局勢,不禁要問:「台灣人的民主韌性多強?台灣人的民主自癒能力是否可以期待?」
許院長,語重心長。
防衛性民主的核心課題,不在於「是否限制自由」,而在於民主是否具備辨識、回應並修復自身脆弱性的能力。
從比較民主學理觀之,防衛性民主可被理解為民主的一種「自覺能力」。民主的崩潰,往往是長期制度侵蝕、價值疲乏與公民冷感的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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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n Levitsky與Daniel Ziblatt強調,「民主的死亡」,往往非源於軍事政變或暴力革命,而是發生於「制度淘空」的過程。民主崩潰的典型路徑,是一種「內部腐蝕」模式:民主程序尚在運作,反民主政治人物藉由選舉上台,權力制衡機制遭到削弱,民主制度被重新操縱,淪為「形式存在、實質消失」。
Juan Linz提出「合法性的耗散」的制度社會學觀點,「民主最危險的時刻,是人民不再願意為民主承擔成本的時候。」
所以,「捍衛自由民主憲政價值,建立防衛民主的共識,是憲法課予全國人民的義務。任何黨爭,都不能免於對自由民主的忠誠。」
防衛性民主的應然與實然,該是多層次的「民主韌性治理」的實踐,包括:政治資金與資訊來源的透明化、平台治理的可稽核性、公民教育與公共溝通的深化以及精準卻可受審查的限制制度設計等。
美麗的福爾摩沙,必須在「防衛民主」與「人權保障」之間取得平衡,防止體 制滑坡回歸獨裁。當代台灣人的靈魂扣問是:「台灣人的民主韌性究竟有多強?如何在加強防衛民主的同時,嚴格遵守比例原則、明確性原則等法治國要求?」這從來不只是法律人的責任,而是整個社會必須共同面對與處理的課題。
賴榮偉博士
TIA台灣勵志協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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