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者:呂曜志教授(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校長 )
題目:國政管理型人才的培育制度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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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務的職涯路徑,非僅限於政治人物。真正的國家治理,有賴多元專業人才的協同作戰。」
台灣勵志協會很榮幸邀請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校長呂曜志教授,進行一場「國政管理型人才的培育制度觀察」的精彩講座。
解密國政影響力,建言國政人才孵化創新。深入淺出,鞭辟入裡,「刀刀見骨」。本場講座,不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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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曜志,美國密蘇里大學哥倫比亞分校經濟學系博士,現為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校長。
校長的產官學經歷豐富,包括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委員、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顧問、外交部諮詢委員、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委員、經濟部科技產業上市櫃審議常務委員、海基會會務顧問、台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局長、台中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中華郵政董事、台灣自來水董事、台灣智庫執行長、台灣經濟研究院所長等。
長年接受公部門委託政策規劃,包括重構中央地方財政、新南向政策等。
2016年總統大選,協助規劃蔡英文總統的產業創新計畫;
2024年,參與賴清德總統的創新經濟智慧國家政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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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場人人必須知悉的「國家治理」課。因應國際大局演變,世界需要台灣,福爾摩沙的公共事務人才進路,必須突破窠臼。
思索台灣國政人才培育的應然與實然,得從「結構」看「位置」。這是一種新制度主義方法論。「人在江湖走」,「國情大不同」。「見樹」,要「見林」。
國政影響力,有三角結構模式:影響力 = 強度(1) × 廣度(2) × 持久度(3)。
「強度」,指法定權力的行使。「廣度」,涉及跨域掌握與利害關係人的經營。「持久度」,即影響力在時間軸上的積分。
從比較政治的角度,「位置」因不同制度,誘因與行為也迥異。總統制的國家,「123型」(強度優先);內閣制的國家,「231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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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制,核心位置由總統任命。人才「空降」高位,取得強大的法定權力(強度),利用在位擴展人脈與資源(廣度),卸任後轉 入智庫或顧問職以維持影響力(持久度)。
內閣制,當大臣得從基層議員選起。人才必須長年累月在國會各委員會深耕利害關係(廣度與持久度),方有機會被提拔為首長,獲得法定權力(強度)。
不同的兩種「職涯進入」的影響力模式如此,台灣又該如何兼顧公共事務人才培育的廣度與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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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B2C(老闆幕僚式)轉向 B2B(梁山好漢式)。」
綜觀國政人才孵化的途徑,傳統的政界人才培養多採「老闆幕僚式」(B2C 模型),依賴老闆的提攜與垂直繼承。然而,此模式卻顯著的「專業偏限」與「轉換成本」。
「專長轉換侷限」,意指跨越專業壁壘,往往缺乏相應的機會與動力。人才技能高度鎖定於特定生態(如政黨的選舉操盤),其「外部價值」相對有限。換言之,此等特殊性的人力資本,技能在一般企業「毫無用武」,「外部選擇」空間受到壓縮。
現實中,台灣國政有四類幕僚。「地方議員幕僚」,門檻低、接地氣,但雜事多且薪資天花板低。「國會議員幕僚」,專業性高,卻易成為政黨惡鬥的犧牲品。「民選首長幕僚」,掌握實質執行資源,面臨首長卸任即失業的風險。「政務首長幕僚」,處於權力核心,政治風險高,隨政策失誤而波動。
「政治幕僚」,若缺乏個人品牌,生存與晉升高度依賴僵化的黨資源與組織,其在國政核心發展的進入成本高。
台灣國政人才培育的應然,該是「梁山好漢式」(B2B 模型)。透過「跨域協作」建立網狀發展,減少對單一黨派或特定領袖的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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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勝利,非買球員」(Buy wins, not players)。
電影《魔球》(Moneyball),改編自美國大聯盟奧克蘭運動家隊的贏球哲學。勝利,不必迷信「球星」。換言之,國家治理,不必量產單一政客。
重塑國政人才孵化器,策進的方向有四。
第一,品牌與好漢。揚棄單一黨派依賴,透過「梁山好漢」模式,建立協作型個人品牌影響力圈。
第二,軌道分流。明確區分「面向大眾」(B2C)與「面向利害關係人」(B2B)的專業人才職涯軌道。
第三,超然政策平台。利用大學與智庫,建立超越黨派與派系分歧的專業化、地域性政策平台。
第四,透明遊說機制。借鏡日韓,健全政策遊說機制,大幅提升企業與跨 域專業者的實質參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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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謝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校長呂曜志教授如此專業卻迷人的心靈饗宴。
「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
呂曜志教授獨創國政影響力的三角公式與國政人才孵化的兩種途徑。模式的後設,有校長長年累月的產官學經歷以及視角。
以商學觀之,B2C(Business to Consumer),即「選票至上」;B2B (Business to Business),則面向利害關係人,著墨政策對話。
資訊社會年代,「流量」是顯學;只不過,人才培育不能一味強調B2C。
B2C與B2B不分, 國家治理會陷入「短視近利」的惡性循環,影響之一為專業人才的「逆淘汰」,影響之二乃政策的「淺層化」與「不穩定」。專業人士,不擅參與秀場式的選舉競爭;政策變遷,易被選戰邏輯「綁架」,「選民即時感受」取代「國家長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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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國政人才孵化器,策進的方向必須改善「高風險、高耗損」的台灣公共事務人才市場。
「品牌與好漢」,人才不必是政黨的無名附庸,而是具備獨立議價能力的「專業節點」。有個人品牌,專業價值具備「可攜性」,不會因離開政黨或領袖而歸零。此即勞動經濟學的「通用型人力資本」。
接軌國際經驗,透過「借調」與「職能細分」,人才得以在NPO、企業與政府之間彈性流動。跨域流通的體系,實踐「通用型人力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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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分流」,經濟學所謂的「專業分工」。人力「適才適所」,減少「錯位」的效益損失。要討好選民(B2C)又要精準治理(B2B),人事管理會因目標衝突而混亂。分流,B2B的人才激勵得以單純,報酬繫於政策的專業與績效。
參與公共事務的B2B方式,更有「超然的政策平台」與「透明遊說機制」。前者,提供資訊對稱的公共空間,促進勞動市場的媒合效率,減少「黑箱作業」的發生;後者,企業的「專業外部性」進一步轉化為國政產出,社會的發展減少非法利益交換的「道德風險」。
代理人理論強調「你為他人辦事,誘因是什麼?」「超然的政策平台」與「透明遊說機制」,有益降低參與國政的政治風險,吸引原本位於實務部門的「跨域專業人士」投身公共事務。
國家治理,「買勝利,非買球員」。重塑勞動市場的媒合,台灣的公共事務環境必須轉型為一個「高流動」、「高價值累積」的 人才生態圈。
賴榮偉博士
TIA台灣勵志協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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