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者:簡立峰博士(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顧問、台大國際政經學院兼任教授、前Google台灣董事總經理)
題目:AI未來發展與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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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愈自主,台灣愈須AI自主。從國家到個人,AI賦能是必然,π型能力是應然。」
台灣勵志協會非常榮幸邀請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顧問、台大國際政經學院兼任教授、前Google台灣董事總經理簡立峰博士,進行「AI未來發展與因應」的精彩講座。
簡立峰,台大資訊工程研究所博士,現職有:Appier、KKDay、達發科技、統一企業、華碩電腦獨立董事;中華電信公股董事、雲象科技董事、資策會執行董事;台大國際政經學院兼任教授;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顧問。
簡博士長期致力於軟體科技發展。2006-2020任職Google台灣,為第一位員工,擔任首任董事總經理,成功將其打造為亞洲最大研發中心。2020年退休後,積極投入台灣新創生態系,擔任Appier、iKala、KKDay等AI新創董事,其中Appier在日本上市,成為台灣第一家AI獨角獸。
簡博士更協助成熟企業AI與數位應用發展,擔任包括達發科技、統一企業、中華電信、華碩電腦等董事,亦擔任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經濟顧問。在學術資歷上,1991年以中文語言模型研究獲得台灣大學資工博士,1993-2006任職中央研究院資訊所,擔任研究員兼副所長,2001-2006同時合聘台大資管系,是中文自然語言處理及人工智慧領域的早期貢獻者,現在亦擔任台大國際政經學院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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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門全民必修的AI素養課。橫跨科技、產業、國家與個人等四個層次,所探詢者:當AI由工具走向行動者,人、企業與國家應如何重新界定自身角色?
從「答案」到「行動」:AI代理帶來典範轉移
AI已經進入日常生活,人與科技的互動正在經歷轉變:從「命令」轉向「對話」、從「搜尋」轉向「詢問」、從「連結」轉向「陪伴」,最後,由「工具」走向「AI協作」。
AI的角色,正由資訊處理工具逐步轉變為具有協作能力的行動者。
生成式AI主要回答「我想知道什麼」,代理型AI則處理「我要完成什麼」。AI從Answers走向Actions,不僅產生內容,更能理解目標、拆解問題、規劃步驟、調用工具並執行任務。
「AI由『被動工具』變成『主動員工』。」「程式設計師的工作,由Writing Code走向Editing Code,由Doing Work轉向Governing Work。」
AI具備長時程的推理能力越強,其所能處理的繁雜任務日益增加,人機重新分工:人類由執行者轉向目標的「定義者」與成果的「審查者」。
從勞動經濟學的「任務取向」來看,技術進步未必直接消滅一個完整職業,而往往先改變職業內部的任務配置,再重新安排人與科技之間的分工。
AI對勞動市場的影響可區分為「替代」與「互補」:涉及高度責任、判斷或人際互動,AI可能提高人的生產力;反之,標準化程度高而可自主完成的工作,則面臨較大的 替代風險。
因此,真正的問題不是「AI會不會取代工作」,而是哪些任務交由AI、哪些判斷必須保留在人類手中,以及誰有能力管理AI所完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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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數位轉型到「代理型企業」:產業組織的重構
代理型企業,AI Agent被視為「數位員工」,賦予任務與職掌,讓其參與採購、產品研發、行銷、銷售、程式開發、文件審核、法規調閱及合約檢視等流程。主管的未來,不只「管人」,還要「管AI」。除了人力,企業更必須面對Token與算力等成本配置。
AI轉型,並非傳統意義的資訊化。過去是「所有產業走向軟體企業」;如今則是由「軟體企業走向AI企業」。
在知識密集型產業上,法律、金融、會計、顧問、程式設計等仰賴大量初階專業人力累積經驗的產業,因AI而出現組織「去金字塔化」現象。「專業服務業,面臨客戶自行運用AI而減少外包、小型AI競爭者崛起、計時收費轉向成果導向,以及基層人力需求下降等結構性改變。」
其實,Stanford的研究亦顯示,AI在客服、軟體開發與行銷等工作產生可觀的生產力提升,但效益非平均分布;在部分需要高度專業判斷的任務上,AI帶來的效益相對有限。AI掀起的產業革命,不只是「自動化」,而是重新設計工作流程、權責關係與組織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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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矽盾」到「AI自主」:台灣的優勢、劣勢以及機會與挑戰
若從能源、晶片、基礎設施、模型到應用的AI五層結構觀察,台灣在晶片製造、AI伺服器及相關硬體供應鏈具有顯著優勢;相較之下,在基礎模型與軟體應用服務上仍相對薄弱。
台灣面臨極端少子化危機,國內勞動力供給更無法支撐全球擴張需求。福爾摩沙必須推動「矽盾 2.0」。
第一,台灣變大、人才變寬。透過跨國布局,確立「研發大腦在台灣、製造四肢延伸海外」的Taiwan + N軸輻架構。
第二,以AI提高製造彈性。利用遠距管理自動化系統,掌控全球產線,緩解國內水、電、土地與人力的壓力。
第三,全球互賴協作。透過海外設廠,深化與美、日、歐等國的利益綑綁。吸引國際巨頭在台設立研發中心,「信任製造」成為多層次、多面向的制度防護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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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缺AI自主,威脅國家發展。」
當少數國家與大型科技企業掌握模型、資料、算力與平台,AI便不只是市場競爭工具,更成為新的結構性權力來源。
主權AI的核心在於防範技術霸權所致的文化邊緣化與治理依賴。AI自主的支柱包括:本地語言與文化價值、數據掌握、模型微調與訓練能力、算力與資料中心等基礎設施,以及人才與創新生態系。
尤其,生成式AI與深偽技術降低認知作戰與資訊操弄的門檻。國家與社會的治理關係上,公部門的角色應扮演制度守門員,推動數位身分與溯源技術、敏捷監管沙盒計畫與公共算力與數據平權;企業落實「可解釋性AI」與代理行為審計日誌;個人則建立「零信任思維」,資訊查證與多源核實內化成為基本認知習慣。「從被動接受到主動驗證,強化學習提問與驗證,自我管理數位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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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定位:從知識擁有者到AI指揮者
AI並非萬能,人類在同理心、價值判斷、批判思考、協商、合作與領導等領域,仍具有難以替代的優勢。未來人才競爭的核心,不再只是擁有多少知識,而是能否提出好問題、判斷AI答案、整合不同領域,並管理AI所完成的任務。
「問對問題,比解題重要」。當取得答案的成本快速下降,真正稀缺的能力將由answering轉向questioning,由知識記憶轉向問題定義。教育,不能只是訓練學生找到標準答案,而應培養其界定問題、驗證資訊與質疑答案的能力。
「讓自己成為π型人才。」個人應發展跨領域技能,以同理心、領導力、批判性思辨等不可替代的軟實力,成為AI 的「指揮家」、人與AI間的溝通者,甚至管理AI與人類同事。
個人AI的賦能,亦非僅止於問AI,而是把AI整合進工作流程、放大自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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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謝AI大師簡立峰教授如此專業又動人的心靈盛宴。
簡博士的論述跳脫單純的科技樂觀主義或悲觀替代論,提供結合產業實務與地緣政治的高維度觀察。這是一套由個人、企業到國家的「AI能動性」論述。AI愈強,人類愈需要重新定義自身價值;AI代理愈普及,企業愈需要重建治理與責任機制;全球AI權力愈集中,國家愈需要維持關鍵技術與制度自主。
依據Joseph Schumpeter的論述,代理型 AI 的普及象徵著一場對傳統數位經濟的「創造性破壞」。傳統軟體領域的計費模式,正面臨被「價值導向/成果計價」的自主代理顛覆。此等技術擴散在引發「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的極端分化:初階勞動吸納力萎縮以及研發資源寡占化。
新重商主義的年代,AI是國家的結構性權力源泉更是戰略型武器。美中的強權戰爭,正體現雙方在不同全球網絡節點的權力競逐。這是Henry Farrell 與 Abraham Newman的「武器化互賴」觀點,國家只要掌握關鍵樞紐節點,「不對稱」亦可轉化為戰略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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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爾摩沙,已掌握實體硬體網絡樞紐的不可替代性。透過輻射的治理,台灣的發展可與美日歐盟等國的利益緊密結合,形成保障國家安全的「制度性嚇阻」。台灣的應然與實然,從「AI硬體核心」成為「AI民主節點」。在全球去紅供應鏈中,福爾摩沙的民主與經濟科技是優勢,亦是機會。對台灣的信任,世界需要台灣。
從國家安全、防衛民主與社會韌性的角度來看,台灣的挑戰在於主權AI落實AI主權。政府與社會的夥伴治理,必須因應:誰有能力提出問題、設定目標、掌握資料、配置算力、驗證結果並承擔責任。這是「AI自主」的意義。
推動「主權資料與算力平權」公共政策、落實「台灣+N」的全球化布局與移民法制革新、以專案協作為核心的AI賦能教育典範轉移以及構建防衛性AI治理法規與敏捷監管框架,均是政策與學術上的課題。
個人要取得駕馭AI的能力,企業要取得治理AI的能力,國家則必須取得不受制於人的AI自主能力。這三者共同構成台灣競爭力的關鍵。
賴榮偉博士
TIA台灣勵志協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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